齐志家：虎像风流——兼评《中国瓷上虎文化》老虎形象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主要是中华民族勇猛精进、雄壮威武的象征，它对我们民族性格与心理的塑造产生过重要影响。欧阳巨波、欧阳雨梦的《中国瓷上虎文化》是一部以“瓷上虎纹饰”为切入点，探讨虎文化在陶瓷上传播和发展的专门著作。在多年有针对性地虎纹饰瓷器收藏基础上，作者通过实际藏品的研究，以图并文的方式整理出虎纹饰的瓷上艺术史与审美文化史。该著以博物学知识为基础、立足于艺术学的视角，借助美术考古与民俗学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品鉴、文化溯源、民俗揭示。它既是一部艺术史的专题著作，又是一部古代艺术品收藏与品赏的文化推广读物。 作为当代水彩名家的巨波教授，热爱瓷器文玩。几十年来，缁珠累积，已成瓷品艺术收藏的大家。其收藏主题往往独辟蹊径、侧重文脉传承。此次整理出版的“瓷上虎”在艺术史与虎文化研究上也可谓独立高标。我想，本书的出版意义首先在于对虎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补充，其次它通过发掘与凸显传统文化艺术的人文价值，也事实上是对当前过分强调“文化的产业价值”化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本书还作为一种启示，让人们通过“赏虎的文化”来一窥中国文化艺术中的生命精神。 一、虎威吉祥 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关于虎文化研究的简介和关于瓷上虎纹饰与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的勾勒。其说明简要、条理分明，富有导读性。第二部分为著述主体。在体例上以图文并举形式按编年体式系统介绍与研究自东汉以来的虎纹瓷品。其图片均取材于作者多年来的实物收藏；对其标注明确、编年有序；具体的分析品评，往往视野开阔、深入浅出。作者在艺术美学的整体视野中，耙梳整理出具体的艺术风貌与审美趣味；又在文化精神的深入层面拓展至民俗生活、民族心理信仰观念等方面，揭示出虎纹饰的深远内涵。 在对虎文化最基本的态度上，作者认为，“龙虎文化是最早的中华文化，但龙虎文化的渊源则始于虎文化”，“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占据的崇高地位是任何一种自然动物无法替代的”。而作为自然生物的虎在历史中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虎被赋予了坚强、勇猛、智慧、英雄、力量、光明、正义、尊严、权力、热情、高尚、自由、美丽的文化内涵”。[1]这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看法就在于为虎文化正名，也启迪我们重新审视虎的形象与文化。 该著收录了近百件瓷器旧物，它们多为人们的日常实用之物。包括有水器、寝具、文房及玩具等，其种类多样，但都以虎纹虎像为装饰或造型题材。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以解决专题问题为要的做法，自然媲美于法国年鉴派史学的风格做派。涉及时间自东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收录比重上，绝大部分为明清以后的物件，也反映了虎纹虎像作为题材被装饰利用的基本史实。就装饰历史而言，商周至汉魏主要为了表现天神观念，多盛行神话题材；隋唐时期的装饰气象万千、兼收并蓄，转为盛行宗教题材。到宋代则流行历史及戏剧题材，及至明清流行吉祥图案。在装饰历史上，明清地位特殊，可谓装饰历史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原有的装饰性、寓意性及喻意性的题材在明清时变得世俗化起来，所谓“物必有义，义必吉祥。”有义就是指图案必有深远的象征；吉祥指必须是祥瑞佑护。虎像装饰尽管久远，其寓意象征也形成于历史的积淀之中，但虎像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影响还应该是发生于明清以来远古作为图腾标识的虎转化为世俗化了的寓意威猛祥瑞的虎。
该著对虎像的研究、对其艺术风格的把握主要从彰显时代精神的角度进行提炼概括。往往涉及虎纹饰的造型手法、艺术特征、时代气息，并旁及象征意义、民俗内涵。这些纹饰的创造本身是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以及精神生活的艺术创作活动。这些曾经是人们生活用品的艺术旧物反映着时代的思想，体现了社会的生活方式，也见证了审美的演变。时代精神往往灌注于各朝代瓷上虎像的艺术风貌中。作者认为，历代的虎纹虎像对应于不同艺术追求并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东汉末的“动势之气”，三国虎的“英雄之气”，西晋虎的“放达之气”，东晋虎的“素朴之气”，南朝的“稚憨之气”，唐晚期的感伤。北宋的平和，金代的粗犷，南宋的悲壮，元代的豪放，明宣德虎纹的雄猛，空白期的威风，成化时的典雅，弘治的可爱，正德的憨顺，清末的郁闷，抗战的怒吼，大饥荒的哀鸣，改革开放以来的王者之气。[2]这种概括显示了我们民族生活的时代气息以及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中国传统纹样设计中，龙凤的历史十分久远，特别是龙，最为典型。但在先秦时，龙还只是诸多纹样的一个类别；而同样久远的兽面纹在使用率和重要性上远超龙凤。[3]而作为商代纹饰代表的饕餮纹，也分为兽面纹、虎头纹，被认为实际上都是虎头纹。商代青铜器上的龙虎凤纹饰也被认为是多次民族融合及文化融合的反映。[4]直到秦汉以来的历代均把龙作为真命天子的化身，虎纹饰才自汉代脱离了礼器，但神虎形象却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诸如四神瓦当中的白虎神形象等。汉以后的历史中，神虎的形象逐渐被世俗化在日常生活中用来镇宅祛灾、纳福驱邪、趋吉辟邪、祈愿吉祥。 在历史演化中，虎的纹饰和形象作为一种象征与审美符号，指向了它的神灵、勇猛、吉祥。虎的形象代表着超世间的神力的观念。它往往不以表面的动物界形象，而以虎为符号来象征神话与巫术的世界。作为艺术的内容与审美对象，虎纹虎像之所以为美，不在于装饰的形似本身，而在于这些描绘昭示着人们生活的情感、观念和理想。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图画形式积淀着虎的勇猛、健旺与精进。历代纹饰中虎文化的表征喻意极为丰富。无论作为图腾崇拜物，作为疾病的表征、巫术灵物等都蕴涵了丰富的生命文化内涵。这也是后世吉祥文化的重要内涵。归纳起来，处在社会历史中的虎纹虎像所积淀的就是“神威”与“吉祥”的文化内涵。 首先是神威。虎迅捷勇猛，被认为有守护辟邪的作用。中国人把虎作为勇敢的象征，把勇士称为虎贲、虎人、虎将、虎夫。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绯衣”上就有虎守天门的图案。《楚辞·招魂》中“虎豹九关”是指天门有九重，使神虎神豹执其关闭。该著瓷画中就有“张天师骑虎，闲神浪鬼避他方”的题材。[5]汉代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谓：“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又说“画虎与门，鬼不敢入”；都是讲虎的神威。无独有偶，在汉画的西王母形象中，母虎神西王母主司天之厉及五残，暗示虎主掌人的寿命及生死。此外，装饰题材中的人虎互变主题，隐喻虎雄猛的噬血本性与夺人性命的疾病间的联系。民间还有借虎驱病饟灾以及祈子、护生的巫俗。往往都取意于虎的神威。 其次是吉祥。也就是指祥瑞迷信。往往与繁衍生殖、佑护生命相关联。诸如该著中收录的“清代龙虎戏珠天球瓶”寓意着阴阳调和、生殖繁衍。收录的“仙童骑虎”就寓意祈虎赐子、生子纳福。再如汉画中的龙虎交纹饰，既有阴阳交合，男女媾精房中术内涵；也寓意道家练丹，阴阳相济，水火既济的状态。[6]虎像的喻意往往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并体现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思维特质。诸如神虎镇宅观念，是以虎象来求福辟邪；诸如以虎为吉、虎福谐音；诸如虎能招财、或虎威精进。所谓吉祥寓意，象征比拟，往往以音相谐、以形相谐。诸如该著收录的“青花芭蕉乳虎纹碗”就寓意祈福纳寿。把芭蕉和老虎组合，是人们期望寄托神兽之力，避祸纳福保佑平安；同时又以芭蕉的谐音百交，有百交虎威、百交虎福德寓意。尽管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却仍然要表达对美好生活感受的向往。 吉祥的意义是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统一为核心的。它把人的情感、观念与仪式抒发并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文化中，而不是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曾经作为狰狞嗜血的百兽之王，作为部族图腾的虎的形象，以一种吉祥图案的方式将中国古人引导到日常心理-伦理的现实情感中；在人与虎的矛盾结构中，吉祥喻意以一种实用理性的精神强调了渗透和协调，而不是排斥和冲突。它没有使情感导向到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是把情感引向了人虎和谐的现实的世间关系之中。这些虎像，作为人虎交道与照面的反映，不是要忠实的模拟和可信的再现，而是要注重内部生命意兴的表达。这些虎像，作为审美的文化，强调了情理的结合，情感中潜藏着的慧心是祈愿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这些虎像，作为艺术的形象，强调了情感性的优美和壮美，而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 二、龙虎和合 一般称中国人为龙的传人，有着丰富的龙文化传统。作者是以虎文化为专题，当然无意去否定龙文化，更多地是为虎文化正名，也更多地是为了强调龙虎文化的和谐合作。诸如该著中收录的松石绿釉粉彩虎龙戏珠天球瓶以及粉彩虎凤龙云图瓷对板，都描述着龙虎相生的情境。也只有在龙虎和合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虎像所根源的观念基础。实际上，龙虎并重的文化亘古绵延。龙虎文化根源于中国古人最早关于生命、宇宙的基本意识，这些意识也具体发展为图腾观念、天文观念以及洪荒创世的观念。 学界一般认为，伏羲、女娲为中华远古时代的两大部落。并认为，其部落图腾分别为虎、龙。此外，有学者还认为，中华民族龙虎文化渊源于远古女娲伏羲的合体-葫芦崇拜；它与仰韶文化时期陶容器渊源于葫芦器相关联。[7]若伏羲为虎图腾部落，葫芦与虎则共为人类祖先。闻一多曾考证，古史认为伏羲女娲皆为葫芦的化身。葫芦本身的形态特点，有多子多孙及瓜蔓绵长之寓意，带有生殖崇拜观念。由此，虎与葫芦有着某种生命与生殖崇拜的联系。 如前文所述，虎像的表征纷繁杂多。但在渊源上还是来自古人关于生命的原始思维。有学者认为，从原始生产方式看，虎图腾所代表的狩猎文化，应先于龙图腾代表的农耕时期。汪玢玲将中国虎文化历史分为崇虎、伏虎、护虎三个阶段。并认为代表狩猎文化的虎文化产生于代表农业文化的龙文化之前的判断。[8]当然，无论认同与否，在龙虎都是中国古代先民崇拜的圣物这一点上，当属定论。最晚在夏商周秦的时代还把龙虎并重。史载夏有龙旗虎历，商代出土文物中有龙虎尊，也是龙虎并举。周代另设有龙虎节。《周礼·地官》云，“泽国用龙节，山国用虎节”。在龙虎崇拜的典型的记载中，《易·乾》云，“云从风，风从虎”。《道藏-洞神八帝妙精经》“伏羲姓风，女娲姓云”。《三坟》记载伏羲“因风而生故姓风”。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嗥庖牺氏，姓风”。就是说，女娲是龙，伏羲是虎。龙虎二物，一阴一阳，混生具生，刚柔相成，万物乃成形。由此可见，龙虎并举是先秦时代的基本观念。 龙虎位格的分别始自秦汉时代，秦始皇自称“祖龙”之后，汉高祖也自谓是其母感龙而生。从此，就把龙作为人君之象，历代帝王也都自命为龙。虎从此降格为龙的部属。于是，龙上天，虎行地。虎与龙的结合成为雄伟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只不过，在现实的王权秩序的象征中，它们各自代表主从、上下、高低差等的位格。但在王权象征之外的文化意识中，无论高下，龙虎和合观念体现在更为深远的我们民族思维习惯与特质之中。它们具体化为图腾的观念、天地的观念以及创世的观念。 首先是图腾的观念。作为图腾的龙虎往往被赋予神性的光芒。该著中的越窑青瓷虎子，虎头长啸，虎身刻有飞翼纹饰。另有该著中的宋代瓷枕上也描绘有骑虎入山成仙的故事。作为动物形象的龙虎，其原始属性比较复杂。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的蚌壳龙虎图形，被考古认为，蚌壳龙虎是墓主神灵的象征。墓主本身被推测为首领、巫、神的三位一体。[9]在原始时代，人格化的神还没有形成，各种神灵都是动物神。古史传说中往往有人御使动物的形象，张光直认为这些动物实际上是被认为能帮助巫师上天入地的动物神灵。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动物神灵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又被认为是古代帝王、部落首领和英雄人物的坐骑。古史传说中，夏商王朝的统治者生前乘龙巡游，死后乘龙升仙。也能说明古人的观念中，龙是生前之坐骑，死后之升仙工具的原始属性。[10]《焦氏易林》谓：“乘龙驾虎周游天下，为神人使”。由此可见，原始的龙虎的观念里，它们就是权力和神武的象征，并具有坐骑的属性。[11] 闻一多认为，龙渊源于蛇，它的原始属性是图腾。后来出现阶级以后被大的首领和帝王将相所利用，成为他们的化身，加上了神武和权力的色彩。虎，本为诸兽之王，却在古籍中多有以虎为图腾的部族生活的记载。著名的“虎噬人卣”，展现的是人虎共处的场面。张光直认为，虎噬人卣中巫师形象、动物以及嘘气成风的兽口在一件青铜器上的结合，恰以一种最完整的巫教形式，记录了或引发了天地间的沟通行为。[12]这些动物协助巫师在天地间上下以获得上天的保佑。在此，虎纹兽面的意义是为了帮助巫师沟通天地的工具，它就是是往来人神世界的使者。 其次是天地的观念。汉画星宿图中，白虎星座星宿图是以一只张口翘尾的猛虎图配以主要星宿的排列形象。苍龙星座，则刻有一条生动的龙，从头到尾有十九颗星，龙头上方有一轮明月。作为天象呈现的龙虎昭示了天人的关联。华夏族以农业立国，农时知识自然成为立国之本。而天空中群星之象往往与农耕收获息息相关。古人治历明时，往往尤为重视星象。《尚书·尧典》中记载有“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明星辰，敬授民时”。就体现出星象历法是人们生产生活记时的重要手段。按冯时的解释，[13]尽管龙的世俗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逐渐组合而成的一个集合体，但其本原则还是源于星象。中国古代星官体系中，是以四象（或四宫）来统辖天球黄道附近的由二十八宿组成的星空。所谓的“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其中，苍龙配属东宫，如把所辖的七宿以房宿距星为中点依次连缀，所呈现的形象都与甲骨文及金文的龙字形象完全相同。可见，商周古文的龙字取象于东宫七宿，甚至龙的形象也源于此。 龙作为苍龙七宿以治历明时，是以苍龙七宿在天空的位置变化来确立农时，辨别时令季节时间。苍龙作为四时之神的坐骑，作为天象之核心象征的图像，被赋予一种天道神性的意义。苍龙七宿一年四季随时间季节昭回于天。如同四时之神乘驾飞龙于天际巡游四方。四时巡天的龙星成为天道神性的体现和人们崇拜祭祀的神物。四象中西方为虎，其中参宿也是主虎。《史记·天官书》谓“参为，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白虎被汉人视为西方的天神和星神，还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汉代盛行的西王母崇拜中，处于西南方的西王母、开明兽都是虎的形象。《西山经》说，“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就是指西王母有生杀大权，且有长生不老之药。可见，苍龙巡天，事关天上时令季节；白虎主司，事关地上生老病死。在此，龙虎又与天地相对应，作为星宿的龙虎之别又对应于天地的分别。 最后是创世的观念。汉画像石西王母图中，多见伏羲女娲交尾画面，不仅隐喻阴阳和合，而且隐喻一种创世图式。稍晚一点的西王母打坐龙虎座（出现于东汉中晚期）中，西王母为大母神，而左右龙虎则象征饮食男女的交合创世。可见，此时的龙虎以不再是图腾，也不再相关于天文与方位，而是转义为更为世俗化的理解。它们象征的是男女、阴阳以及具体现实的生命力量。很显然，这也成为后世“以虎为吉”“阴阳龙虎”等观念的深刻根源。当然龙虎座的图像形式，自然是源于太一伏羲女娲交尾的图像模式；甚至，或更早源于蚌壳龙虎创世神话的图像。 三、虎气生生 中国瓷上虎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于传统艺术、民族美术的回溯，它不仅深化了我们的虎文化知识，而且这种回归传统艺术，对于今天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富有启示意义的。这在于，通过具体藏品的实际品鉴、艺术风格史的梳理、审美内涵的昭示，无疑对于部门艺术史、文玩收藏具有现实影响，但其研究的主旨、意趣则是要在当下强势的欧美艺术文化影响下，要发现传统，要打通古今。作者极富民族自豪感的认为：“中国瓷上绘画中的虎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中国瓷上的虎纹饰作为一种特殊的虎文化和文化符号是一个时代社会状况、宗教信仰、民众心理、审美风尚和艺术精神的缩影，是一扇让我们解读和打开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品味过去、感悟现在、雄风未来。”[14]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在当下，我们提倡重视包括传统艺术在内的传统文化，但往往侧重的目标各有不同。有的侧重对传统的研究和创新，是为了获得对艺术的创新的能力。有的则从功利出发，重视传统艺术与技艺，就是要让其上升到产业的层次，要提升到文化产业的高度，否则，便无价值。当然，这种功利性的产业的目标，从满足物质生活资料来说无可厚非。但人的生命不仅是靠物质支配的，人的精神世界是需要一种人文价值的东西去照亮的。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消万人愚”。对待传统艺术与文化，不能仅从商业方面去理解其文化产业价值，还应注重其极高的人文价值。因为，作为一种启示，它是能给予我们生存以力量的东西。 首先，瓷上虎纹饰的文化成就本身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养护。我们今天回溯虎文化，最大的着眼点还是在于它所展现所昭示的虎虎生气。只不过这种虎虎生气是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为养分的。与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接近宗教情结的净化作用不同，中国艺术的作用是讲以感情动人，诗乐传统就是讲要直接打动人心，要陶冶性灵人格。只不过这个情感是由作为社会文化根基的“礼”、“仁”来规定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讲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为根基的。中国人在天地的动静、四时的节律、昼夜的来复、生长老死的绵延中，感到宇宙是生生而具条理的。这是天地运行的大道。[15]对传统中国人而言，人生是基于礼乐的人生。这种人生是联系着天地秩序而与天地和合的。这种关联使人生笼罩上一种形而上的光辉；它也使得现实的人生包涵着深一层的意义和美。礼乐使得生活上最实用的、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日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16]正如这些曾经作为实用品的瓷器旧物，在今天已借助这虎像虎纹升华到艺术领域。他们积淀的是我们先民的宇宙意识、图腾观念与生命情调。由此，我们欣赏瓷上的虎纹，是要在它美的形式下，去感受那蕴涵着的中国古人的文化意识，去发现它表征着的中国文化里的宇宙秩序、生命精神。 其次，在艺术创造的层面，中国艺术重视的不是认识模拟，而是情感感受。这些最初源自“民间工艺”的瓷上虎纹饰的造型既不同于西方模拟自然的体系，也不同于文人画的“禅境”表达。它们往往从理性观念出发，运用意象造型手段，甚至使作品显出在准确性时空性上都不合理的形态。但中国艺术重在情感表达而不在于真实模拟。中国艺术是要表达生命内涵，而不是简单的形式美感。中国艺术创造也主要是一种讲究思想情感的艺术，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文化艺术往往都重视生命情感的感受。中国艺术所追求的是要去表征“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宇宙生命的”境界。[17]对中国艺术家而言，从来没有一个外在于人生的客观世界可以用来模仿。传统中国山水画中，我们绝不能指望有什么现实风景的图画或是对风景名胜的实际描绘。不同于西方所谓模仿的目的，中国艺术家对待自然往往抱有崇高的创作目的。他们并不在户外面对母题写生，而只是在自然山水中游历。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可谓传统文人画的堂奥。就是要强调“物在灵府，不在耳目”，就是要妙悟，就是要“意冥玄化”。它并非强调主观地观察外物，而是要解除人与物之间的判隔，解除物我之间的主客观关系。也就是心源与造化不二，是天地和谐与宇宙生命的大化流行，也就是处身在一个灵肉不二的大节奏大和谐之中，师天地伟力，师造化真元。如果说文人画所追求的是一种清明幽远宁静的生命样态；那么，在此，作为工艺与民间美术的瓷上虎纹虎像为我们呈现的则是更为质朴真诚更为浓烈的活泼泼的生命样态。 最后，中国艺术在创造含蕴内在生命的大文章里，往往要么寄予“天地生气”，要么寄予“人格境界”。中国人把石头叫“千秋如对”，是说人以须臾之生面对永恒之石，由此而叹人之生命匮乏，要在石之永恒中寻求超越，要在无常之中见恒常之道。所谓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所谓一勺水自有深处，一片石当有曲处。一应诸物，莫不藏着人们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可以想见，这些瓷器旧物所寄予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定触动了那些使用者对健旺的生命的追求。中国艺术创造的那种具有丰富生命感觉的世界，正是艺术家人格理想的寄予所在。中唐以前，中国艺术强调体量、注重深厚阔大绚烂多姿的外在气象，一如“兼济天下”的浩然情怀。中唐以来则注重人的内在心灵的自觉、心灵的安顿。注重韵味注重作品中的空灵含蓄平淡自然的美，一如“独善其身”的独立理想。北宋以来的艺术尤为重视生命的感觉，重视生命智慧的传达。水墨的世界，往往是“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但艺术家要在这寂寞宇宙中置入深邃的思考，往往在瘦水茅亭中，要心灵腾挪，要俯仰天地，要纵横世界。作品就如一叶扁舟，是要渡人到精神的彼岸。那是精神理想的去处，是对现实尘世的超越：那里有乡关家园、冰雪性灵，那里有孤高趣味、至美人格。在此，它们自然代表与象征着士大夫们向往的那种清明高迈的人格境界；而这些作为民俗的虎纹虎像所寄予的又何尝不是一种淳朴真实而热烈的人格精神呢！ 参考文献： [1]欧阳巨波，欧阳雨梦. 中国瓷上虎文化[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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