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上虎纹饰与虎文化(节选之二)


欧阳巨波


东汉末年瓷上虎纹饰(公元180年——220年)


中国瓷器上的虎纹饰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的早期越窑青瓷虎子上。“虎子”,是中国古人的一种随身生活用器,因造型似虎而得名。一说是溺器,一说是水器,至今学术界和收藏界尚难定论。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虎子,是藏于镇江博物馆,1985年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青铜虎子和藏于湖南博物馆,湖南长沙王里牌三号战国墓出土的漆木虎子。东汉中晚期出现了大量的釉陶虎子。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青瓷虎子及虎纹饰,则与瓷器同时诞生于东汉末年。

瓷上虎纹饰及青瓷虎子在东汉末年的出现和流行,是与东汉末年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民众心理以及道教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宫廷内乱,宦官兼政,乱战不断,群雄并立,瘟疫灾荒,国势衰微,社会动荡,广大农民与地主以及封建王朝矛盾激化导致“黄巾起义”爆发以及“赤壁之战”等。给平民百姓带来沉重灾难。人们祈盼从远古以来心目中“生命的保护神”——老虎那里,获得辟邪驱鬼祛灾纳福,长生不死的精神慰藉和心理诉求。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曰:“画虎于门,鬼不敢入”。神虎瑞兽成为老百姓心中最喜爱的寄托之神,人民祈望得到老虎的拯救和保佑。汉末每遇元旦,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虎挂虎,以驱邪祛祸、镇宅纳福。



东汉末年,汉代谶纬神学的天人感应论和神仙信仰观念兴盛以及道教的正式创立和广泛传播,也使作为道教的图腾符号以及体现道教核心思想——“升天成仙”的坐骑——老虎形象,深入人心,风靡盛行。

在东汉时期,“升天成仙”,“长生不死”的思想就十分流行,人们期望死后能够得道成仙。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神仙崇拜,升天成仙,避鬼逐疫等是常见题材。其升仙坐骑主要是虎、龙、鸟等。如四川泸州长江边墓石棺汉画像中部的“升鼎图”,即为虎和鸟衔鼎图。如南阳出土的乘龙骑虎画像石的中部刻一仙人骑于虎背之上,右刻仙人乘龙,二仙人乘龙骑虎,飞腾于云气缭绕之中。在古人的观念中,神虎,神龙都是能够帮助人们升仙的。正如《焦氏易林》中所云:“驾龙骑虎,周游天下,为神人使。”

东汉末年,渴求与盛行“得道成仙”思想观念,是当时中国广大老百姓的集体意识与追求,人们渴望死后能够骑虎“化去不解”,“体解成仙”,“升天成仙”。



东汉末年青瓷虎子,其器身多呈圆筒形、长方形和椭圆形等抽象形态。其椭圆形虎子,只是在器身上象征性点缀贴塑虎头和虎尾,虎头前伸,虎尾直接前倾连入虎头组成提梁。虎尾与提梁共形,提梁根部没有小尾巴,虎头和虎尾向前倾冲的动势张力,使静态的虎子感觉有一种向前冲奔的“运动感”和“力量感”。

东汉末年青瓷虎子总体艺术风格:其造型古拙质朴,简朗大气,沉雄浑厚,自然天成。注重大写意,大神韵,大气韵风格。其虎精充盈,虎气旺盛,虎神奔腾,总体洋溢着一种汉文化所普遍追求的“动势之气”。

汉代崇尚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气概“,“大汉赋”,“大视野”,“大胸怀”,“大包容”,“大整体”,“大磅礴”,“大生命”的“广眼天地大山,包蕴五湖四海”的时代思想和时代精神。汉代人注重“生命力量”内核,树立了一种中国古代艺术中以人的生命为本位的审美品格。是追求具有生命韵动的“势”、“气”、“韵”、“心”、“拙”的艺术格调和审美风貌。汉代的汉赋、书法、绘画、雕刻、陶俑、画像砖、画像石、音乐等都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和载体,诠释了这个时代共同的集体审美意识。汉代艺术中这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种整体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东汉末年青瓷虎子正是以这种“古拙美”、“动势美”、“速度美”、“力量美”、“气势美”的艺术品格,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精神风貌。

东汉末年,出现了伟大的“四圣”即:“纸圣”蔡伦的造纸术,“科圣”张衡的地动仪,“医圣”张仲景的医学,“字圣”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影响和改变世界,很巧很有趣的是此时又诞生了“中国五大发明”之一的瓷器和随瓷器一起诞生的瓷上老虎纹饰,共同影响世界和拯救慰藉人们的心灵。